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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紀60年代，贏家娛樂城推薦美國中國文學研究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雖受冷戰影響，但仍湧現了一大批優秀學者，對海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白芝從文學史及創作技巧等角度對中國共產主義小說與傳統白話小說之間的傳承關係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戈德曼則充分發揮了史學研究的特點，探討了新中國文藝政策和文藝體制與作家之間的複雜關係。他們與夏濟安、夏志清等學者共同構成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複雜卻充滿活力的研究階段。

中國當代文學
論空間理論視域下《在路上》對20世紀50年代美國文化區間的建構

20世紀80年代我國人道主義異化爭論

馬克思主義本義——兼反思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在解放農民上的實踐

20世紀60年代前期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批判綜述

關鍵詞：當代文學，“十七年文學”，美國學者，海外中國研究

中圖分類號：I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7）5-0071-06

20世紀60年代，贏家娛樂城推薦美國研究界把對新中國成立以後（甚至1942年以後）的文學統稱為“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直譯為“中國共產主義文學”。這一命名的背後是美國乃至西方在當時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定性等宏觀政治經濟問題。就文學領域來說，所謂的“中國共產主義文學”所涵蓋的範圍，應屬於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一部分，並與“十七年”（1949-1966）文學存在一定重合，因而有學者也往往將對“中國共產主義文學”的研究視作“十七年”文學研究的一部分①。20世紀60年代，美國對新中國文學的研究處於起步階段，與日後北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蔚為大觀相比，成果並不十分豐碩。在諸多研究者中，夏濟安和夏志清的研究已為人熟知。1961年，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版由耶魯大學出版，該書被稱為中國現代小說研究上的“劃時代的經典之作”②。眾所周知，該書主要討論中國現代小說，只有在全書的最後部分及附錄中，才對1949年之後的中國當代文學部分有所論及；1968年，夏濟安的《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英文版由華盛頓大學出版，該書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力，“贏家娛樂城推薦在中國左翼文學研究來說，這毫無疑問是一本劃時代的傑作，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有關左翼文學的研究，無論在架構和論點上，可以說是無出其右”③，然而該書的主要內容為研究1930年代中國左翼文學，只有最後一章“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二十年”是對於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除此之外，1960年代美國學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較少為人所知。實際上，白芝（Cyril Birch）、戈德曼（Merle Goldman）等學者的研究同樣值得重視，他們的研究對日後北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半個世紀之後重新審視他們的研究成果，不難發現，雖然個別研究無法擺脫冷戰思維及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但整體看來，20世紀60年代美國研究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呈現出了複雜且充滿活力的面貌，頗具開創性。

一

白芝作為20世紀60年代美國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代表性人物，曾於1962年8月13日～17日，贏家娛樂城推薦主持召開了一次以中國共產主義文學為主題的學術會議。該會是西方學術界第一個就中國共產主義文學召開的會議，與會者均在美國高校任教，因而這次會議也成為了理解美國20世紀60年代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窗口。有研究者指出，英美學人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是在冷戰語境中進行的，“站在西里爾·白之所謂’我們’的立場上，將新中國’十七年文學’視為一種異質的’他者’進行觀察和演說。這種特有的’看’與’被看’的對立關係，構成了冷戰語境中的英美解讀中國’十七年文學’的基本框架與展開演說的思想邏輯。”④由此認為當時英美學界對“十七年文學”的研究是在冷戰思維下充滿了意識形態偏見的產物，“藉以闡發其政治意識形態與文學理念，是一種自我想像的話語表達。”⑤會後，1963年春，牛津大學出版的China Quarterly（《中國季刊》）第13期，以此次會議的參會論文為主體，出版了Special Survey of 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即《中國共產主義文學特刊》（以下簡稱《特刊》）。值得注意的是，贏家娛樂城推薦該期編輯為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編輯顧問為赫德森（GF Hudson），兩人均為國際政治學者。

作為會議的發起者，白芝的研究尤為引人注意。在《特刊》的“導言”部分，白芝引用了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一個觀點即“the search for the particle of art”，即“尋找藝術粒子”。帕斯基爾納克的這一觀點，旨在說明“藝術粒子”是藝術的本質。白芝對這一觀點的借用，是為了提出對中國共產主義文學的研究應該集中在文學本身。他認為，無論我們能在中國共產主義文學中發現多少藝術成分，我們都應該對中國共產主義文學蘊含的能量和視野予以肯定。⑥同時，如果我們是研究文學問題，那麼，我們必須將注意力集中在藝術的本質或基礎上面。只有在我們對藝術的本質做了充足的詳細研究之後，才能對它的社會影響和政治意涵進行研究。⑦並且，白芝舉但丁創作《神曲》為例，明確指出意識形態對文學創作來說，贏家娛樂城推薦並不一定意味著災難。⑧白芝所謂的“藝術粒子”顯然反映了他對藝術的理解持本質主義色彩的看法。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則認為，白芝提倡的這種先研究藝術的本質，再研究其政治社會意義的做法，將會使“本質”成為“一種概念上的虛幻”（a conceptual of fantasy），最終將導致文學研究進入死胡同。⑨即便如此，白芝對中國共產主義文學所持的態度，顯然是積極和開放的。此外，白芝還用古希臘神話中的海妖斯庫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的典故，提醒美國研究者在研究這一時段文學時往往會陷入一個兩難的困境，即要么不耐煩地認為中國共產主義文學就是一大堆大眾宣傳材料；要么認為它們都是一些水平很低的創作，並不值得閱讀。⑩然而，白芝認為，我們必須時刻提醒自己，這些作品並不是為美國學者寫的，它的目標讀者是中國大眾，而且中國作家們正在接近廣大的群眾。雖然，白芝的“我們”與“他們”之分，並不能完全排除“看”與“被看”的二元模式，但是，這並不妨礙白芝提倡一種更具包容性和開放性的研究態度。與其說這是冷戰思維的產物，不如說是白芝研究態度中的“了解之同情”。

在另一篇論文中，白芝主要研究了自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中國共產主義文學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繼承，這也是其研究的獨特之處。他指出， 在1938年就對思想領域的“洋八股”提出批評，並要求代之以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贏家娛樂城推薦接下來的文藝創作實踐中，很多文藝作品都藉鑑了民間文藝的形式，如最典型的秧歌劇，以及大獲成功的歌劇《白毛女》。在1949年以後，文藝創作對民間傳統文藝形式的借鑒和吸收更進一步，如1958年的京劇《紅色衛星大鬧天宮》，以及在1949年之前創作了《李家莊的變遷》、《李有才板話》的趙樹理，也在1958年創作了小說《靈泉洞》。白芝對《靈泉洞》評價很高，認為趙樹理不是在簡單地模仿古代英雄傳奇，而是對中國敘事文學傳統的延續。然而，白芝也指出，像趙樹理一樣能在創作中更巧妙融合傳統藝術元素的作家少之又少。他批評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就是失敗的例子，作家對信天遊這種民間藝術形式的吸收過於矯揉造作。?輥?輲?訛

其實，白芝之所以長期關注新中國文學創作與傳統文學之間的關係問題，這與他長期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學術背景有關。?輥?輳?訛在稍後的20世紀70年代，白芝在《中國小說的繼承與變革》?輥?輴?訛一文中，試圖通過比較李伯元《文明小史》中的傅大人（傅祝登） 、茅盾《子夜》中的周仲偉以及浩然《金光大道》中的張金發三個人物來指出中國共產主義文學與中國傳統的舊小說之間的緊密聯繫，以及“五四”文學在中國文學史框架中的獨特地位。尤為重要的是，白芝在文中討論了“小說”（novel）這一概念。他認為，儘管如亨利·詹姆斯所說的那樣，“小說”是一種“奇妙的”形式（the’prodigious’form），這一概念本身就極具彈性，但是，如果考慮到19世紀歐洲的現實主義小說，那麼中國傳統的白話小說，如《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就很難被歸入小說的行列。白芝認為，如果不拘泥於“小說”這一概念，而是從傳奇、寓言乃至中國固有的“講史”等角度出發，則能更好得認識到《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等小說的文學價值。繼而，以浩然的《金光大道》為例，白芝認為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小說也很難被確認為小說（novel），贏家娛樂城推薦而更應該被歸類為寓言。由此，他認為中國現實主義小說的歷史是短暫的，只有從“五四”到1942年不到30年的時間。然而新中國時代的新作家們則正處在一個“大回歸”（a Great Return）之中，並且，新中國的小說將更加“中國化”和“大眾化”，這與中國固有的敘事和戲劇文學追求“典範性”的傳統一脈相承。?輥?輶?訛顯然，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蓬勃發展，尤其是先鋒文學的出現等文學現像都大大超出了白芝的預期。正如李歐梵後來所論，白芝的這一論斷“太過悲觀了”?輥?輷?訛。雖然白芝的論述並無明顯的意識形態傾向，但是我們仍能看出他在比較研究中所得出的結論，即中國五四現實主義文學在中國文學史架構中的異質性或獨特性與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是寓言而非小說，都隱含著一種前現代與現代的劃分。不過，白芝也認為浩然與李伯元等人迥然不同，他對新的文學創作技巧的熟練運用顯然是現代的，如他對倒敘（flashback）以及中心視角敘述等技巧的熟練運用，都在《金光大道》的創作中得到了很好得體現，但這都無助於改變其作品仍屬寓言而非現代小說的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70年代，白芝在論文中也並沒有對1942或1949至1966年文學給予特殊的關注，即沒有就“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做適當的區分，而仍將其統稱為“後1942”（post-1942）或“後延安”（post-Yenan）文學。這與他在1960年代文章中用的“中國共產主義文學”（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的表述保持了一致。因而，他所選取的這一時段的代表作品，即浩然的《金光大道》（寫作始於1971年）按照當下中國當代文學的劃分應該算是文革文學，與1942或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文學存在較大差異，對“後延安”文學這一整體來說，其代表性值得商榷。洪子誠認為“比起《艷陽天》來，無論是作品（《金光大道》）中的人物的個體意義，還是作家的體驗本身，都被整合到作者所認同的’文革’統一的歷史敘述中。 ”以《金光大道》為代表的文革文學無論是在美學風格上還是思想內容上都與之前的“十七年”文學有著很大差異。在“文革”中，政治觀念、意圖在文藝作品中的表達採用更直接的“轉化”方式，即所謂“政治”的直接“美學化”。胡風、周揚等的文學思想中的“政治性—真實性—藝術性”，成為“政治—藝術”的結構。現代“左翼”文學對“現實主義”的信仰，他們用來調整政治與藝術緊張關係的“真實性”，贏家娛樂城推薦已從這一結構中“拆除”。這一看法與白芝認為《金光大道》不是小說而是充滿了象徵性的寓言這一論述存在共性。

二

除白芝外，《特刊》中的絕大多數學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仍處於比較初步的階段，多數論文往往花費大量的篇幅對小說的創作情況以及情節進行介紹。如Li Chi在《共產主義戰爭故事》一文中討論了自抗日戰爭至20世紀60年代中國戰爭文學的發展，特別是不同階段對戰鬥英雄形象的塑造。作者既指出了像《呂梁英雄傳》這類借鑒傳統小說技法的成功之作，也批評了不少戰爭文學中的英雄人物有類型化、臉譜化的問題。CW Shih討論了以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為主題的小說。作者認為這些小說大多存在主題先行、說教氣比較重、人物形象過度理想化等問題。但是，不少作品也不乏亮點，像趙樹理、李準、周立波等人就敏銳地把握了社會的動態，描寫了作家所見所想的一些真實的社會情況。此外，這些作品也寫到了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等運動對家庭的衝擊。這顯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研究方向。同時，CW Shih提醒到，讀者並不能把這些文學作品當做獲取中國社會信息的社會文本（social documents），而且通過對這些文本的研究，也不足以全面地了解中國社會。FS Yang則關注了十七年小說中對工人的描寫，作者主要分析了《我們的節日》《春天來到了鴨綠江》和《百煉成鋼》三部作品，雖然這些作品中存在過分強調黨的領導反而弱化了工人形像等問題，但這些作品仍然是值得稱讚的。特別是艾蕪，FS Yang認為他在描寫工人階級的時候所展現的真摯情感，值得讚賞。?輦?輲?訛夏志清則討論了“十七年文學”中的女性形象。除了介紹十七年文學中女性形象的基本情況之外，夏志清敏銳地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在《殘餘女人味：中國共產主義小說中的女性》一文中，贏家娛樂城推薦他指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極大地解放了女性，將她們從家庭中解放了出來，投入到社會生活、生產之中?輦?輳?訛；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知識分子作為主要文學形象越來越少，工農兵成為主流，但是在十七年文學中，女教師、女醫生等形象卻並不少見。曾任教於北京大學的Hellmut Wilhelm（衛德明）則分析了十七年文學中的青年與老年形象，指出了青年形象愈發抽象化、標語口號化等趨勢。綜合來看，無論是研究主題還是研究方法，上述學者的研究並沒有表現出特別明顯的冷戰思維，他們所關注的仍是文學本身。

中國當代文學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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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並非所有身處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研究者都能摒棄意識形態的偏見，有些學者的研究就充滿政治色彩，這也導致其研究偏離了文學研究的軌道，讓冷戰思維和過度濃重的意識形態偏見影響了他們的學術判斷。在《特刊》中，Vincent YC Shih就試圖以茅盾、巴金、沈從文三人為標尺，對作家進行政治光譜定位。顯然，贏家娛樂城推薦這種簡單粗暴的做法只能導致對作家進行“親共”、“反共”、“中立”等政治身份的劃分，而非文學研究之道。?輦?輶?訛夏濟安則討論了《山鄉巨變》《青春之歌》《紅日》幾部長篇小說中的英雄形象與英雄崇拜問題，?輦?輷?訛其意識形態偏見則更為直白，他明確表示自己是一個有偏見的讀者，且對新中國政權並無好感。?輧?輮?訛他認為小說中的有些細節很好地契合了意識形態的需要，但是有些卻並非如此。?輧?輯?訛由此，他在閱讀《山鄉巨變》《暴風驟雨》等作品時，從諸多細節中發現了一些所謂的“非共產主義”的內容。對此，杜博妮已經指出，這種煞費苦心地想從共產主義小說中發現一些非共產主義甚至反共產主義內容的研究方式，很快就在1970年代時被摒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不刻意區分意識形態（undiscriminating）的研究方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類極具意識形態偏見的研究方法的失效。

三

戈德曼（Merle Goldman）是美國20世紀60年代另一位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學者。1967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戈德曼所著《共產主義中國的文學異己》?輧?輱?訛一書，該書較早關注到了20世紀40至50年代，中國 與部分作家之間的矛盾衝突。因其研究主題的敏感性，該書往往容易被認為具有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戈德曼也被認為是在有意拔高受批判作家的地位，“在觀察和批評時，他們（實際即指戈德曼）習慣於將’十七年文學’批判運動同新中國文學政策聯繫起來，較高地評價那些在運動中受到衝擊和批判的個人及其作品”。?輧?輲?訛毋庸諱言，在當下看來，戈德曼在20世紀60年代的研究可能難免受到冷戰思維或冷戰社會政治氛圍的影響，對有些中國作家的評價不夠客觀。但是，細讀其著作後卻必須承認，戈德曼的研究主旨並不在於為受到批判的作家翻案，或故意拔高其文學史地位，贏家娛樂城推薦而在於探討新中國文藝體制、文藝政策的形成過程及其與作家之間的關係，這一更為宏觀和更具歷史意義的問題。戈德曼在研究中不僅沒有受到明顯的意識形態的羈絆，反而較早地對許多重要的文學史問題和現像做出了比較客觀和全面的分析。例如，對於1942年以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問題，戈德曼認為，在歷次思想改造運動中，既有意識形態和政治原因，也有個人恩怨和私人利益衝突在其中發揮作用。?輧?輳?訛而對於20世紀30年代“兩個口號”的論爭以及周揚等人與魯迅的關係等一系列複雜問題，戈德曼則認為雙方之間的矛盾衝突之中夾雜了個人恩怨的因素，同時雙方在美學和意識形態認知上也存在分歧。?輧?輴?訛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這一問題的大量研究，都從不同方面佐證了戈德曼研究的前瞻性和準確性。此外，戈德曼是較早注意到40年代國統區經過整風的研究者。通過對1943年《新華日報》等材料的閱讀和研究，她認為在國統區，特別是在重慶的整風運動，與延安整風有較大差別。國統區整風更為關注作家們的私人生活問題，其中包括生活習慣、交友、言談用語等。?輧?輵?訛此外，戈德曼認為身在國統區的胡風、馮雪峰等人最初對整風運動的意涵並不清楚，對整風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胡風在給路翎、舒蕪的信中甚至認為整風只是做一些自我批評，是走形式的過程罷了。究其原因，戈德曼指出這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遲遲未能公開發表有關。直到1943年10月19日，距離座談會 召開一年多之後，《講話》才終於在《解放日報》全文刊發，整風運動才更直接地觸動到了胡風等人。?輧?輶?訛如今看來，這一觀察同樣十分敏銳。通過這些研究，戈德曼從具體的史實層面逐漸發現了作家與中國及新中國文藝體制之間的矛盾所在。贏家娛樂城推薦在研究過程中，戈德曼運用了大量在當時已公開出版的材料，基本是在以嚴格的歷史研究的方法和態度在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這或許與她在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與史華慈從事歷史研究所受到的學術訓練有關。雖然，受制於材料的匱乏、較短的歷史距離以及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影響，戈德曼在一些史實上存在瑕疵，但這並不削弱其研究對全面研究新中國文藝體制以及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所具有的重要開創性價值。
無論是試圖將研究集中在文學本身的白芝，還是著重從歷史角度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文化的戈德曼，抑或其他參與了1962年會議的學者，他們共同構成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複雜面貌。毋庸置疑，冷戰時期特殊的政治氛圍導致不少學者執拗於意識形態的偏見而無法對那一時段的中國文學做出客觀準確的研究與評價。但與此同時，白芝、戈德曼等學者仍能從不同角度出發，對中國當代文學展開深入研究，提出了包括中國當代文學與傳統文學、社會運動與家庭、文藝政策與文藝體制等在內的一些至今仍具啟迪意義的問題和研究方向，形成了新的學術生長點。對這段歷史的回顧和反思，不僅具有學術史意義，同時也具有“反求諸己”的反思價值。一味地認為20世紀60年代美國研究界被意識形態所左右，對中國當代文學充滿偏見與敵意，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贏家娛樂城推薦這種觀點本身也沒有跳出冷戰思維的窠臼。